前些日子，我在某友人的朋友圈内，看到了他自叙自己多方学习传统文化，并对如今江南诸市再也没有从前的那种独立于中央政府的精神而感到悲哀。鄙人在苏州居住一年有余，又喜欢思考奇奇怪怪的事情，于是试图以此文对此问题做一个解答。
一.“南渡”后的江南经济与南直隶区划
江南自古称鱼米之乡，繁华富饶。但是，近世江南之所以有如此之地位，乃是来源于北宋入侵之后的北方人民“南渡”。
关于南渡之小的影响，可以了解一下杭州的方言，杭州虽然处于吴语地区，但是杭州的方言却和近世的开封方言类似，而杭州人嗜食用羊肉的习惯，也是来源于北宋开封的饮食习惯。而大的影响则是大量的知识分子、工匠、商人以及农民，由于北方的战乱而南下，促进了近世江南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可以说，如今江南的超然地位，是两次南渡带来的。第一次南渡之前，江南面临着需求开发而人口极端不足的局面，三国志中也有记载，由于人力不足，每次孙吴政权打山越等民族的时候，都要抓回大量原始人回去种地。第一次南渡的结果，是大量补充了人力，改变了江南人口不足的局面，使得江南的经济达到了中原的水平。而第二次南渡，效果更为明显，在北方气候恶化、以及大量人口南迁的情况下，扭转了江南与中原的地位。个人观点认为，由于第一次南渡之前，八王之乱已经使得中原被杀成糊糊，裤衩不剩，就算是想要人口，也没有那么多；而金人南下侵宋之前，虽然我带送无比腐朽，但是内地还是基本处于和平状态，不至于跑都跑不了。
在人口南迁之外，金代及元代统治者甚至懒得像北魏一样装作文明人，统治只能用简单粗暴来形容，拒绝认真学习文化并任用文人，北方的气候也一路恶化，从原来能种大米变成了只能种苞米，这些原因都导致了近世北中国经济的衰落，也造成了南北的分化；岳爷爷惨遭风波亭，不光是因为完颜构，也是因为当地的人民认为北方又穷又被女真人嚯嚯成了荒地，就算是收复了也是笔亏本买卖，还不如窝在南方混日子。而因为丝绸之路断绝，中国货物的运输从陆路变为海路，使得江南的经济进一步强化，从而成就了近世长江流域地区的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自宋代南渡后，相对的独立意识的形成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加泰的相对独立，其实也是同样由于经济的原因。
到了明代，朱麻子龙兴于淮西，定鼎于南京，也因此搞出了一个超级大怪物--南直隶，一个于安徽和江苏拼起来的缝合怪。题外话，现在常嘲笑南京是徽京，但是假如拿来地图一看，南京就是天然的南直隶的首府，这个地理位置一点都不奇怪，甚至不能更合适了。南京在历史上的地位从来就不是“江苏的省会”，而是作为南直隶的首府、甚至南中国的都城而存在的。而南直隶这个大怪物下面，是不设承宣布政使司（也就是没有省级政府），只下辖十八府，相当于市级政府，由北京六部直辖、南京六部兼管，在明代绝大部分时间，南京六部只是一个摆设式的影子政府，北京方面又真是天高皇帝远，以古代的交通条件，下个命令来回得好几个月，致使管辖权相较于其他省份，更大地被下放至各府，形成了如今江南诸市的城市独立性。如今江苏每个城市一张公交卡，说到底是因为朱麻子强行捏合成的这个大怪物的缘故；而天高皇帝远，北京六部想管理南直隶都有点费劲的现实，也导致了地区的独立性。虽然清代解体南直隶设省，但是此种特殊的区划和政治条件之下，已经使得江南的特殊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二.江阴八十一日与“五人义”事件
江阴八十一日通常被认为是市民百姓自发地对于清政府的抗争，时人谓之“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我想这位友人认知的精神，大概是这一种精神？毕竟他作为一个常州佬，如果要举例子，肯定是第一个举此例。但是个人认为，江阴八十一日是一件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其起因是因为清政府在一路南征一路屠杀的时候，“二十六日，亨下令收之，命军民薙发。豫王下令，江阴限三日薙发。二十七日，常州太守宗灏差满兵四人至，居察院中，亨供奉甚虔。严饬薙发。二十八日，亨出示晓谕，申严法令”，属于应激性的事件，与其说是人民超常优秀，还不如说是被多铎的暴行逼的；要谈到人民独立精神，闯王都带着北方人民把崇祯逼到上吊了，并不是一种“特有的人民独立精神”。而北方对于清政府的缺少抗争，主要是因为汉族地主比起清政府来说，更痛恨李自成（毕竟经济是根本利益），因而与清政府合作，使得李自成起义失败罢了。
那么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这次事件。有一个重要的点需要被注意，就是除非是饿到彻底不怕死的流民，其组织度是完全无法与正规军队比较的，尤其是当时的清军。这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二十九日，北州乡耆何茂、邢叔、周顺、邢季、杨芳、薜永、杨起、季茂、辛荣等公呈请县详宪留发，亨大骂不已。众哗曰：汝是明朝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清朝知县，羞也不羞、丑也不丑？亨无如何，听之而已。”“清晨，亨行香，诸生百余人及耆老百姓从至文庙。众问曰：今江阴已顺，想无他事矣。亨曰：止有薙发尔。前所差四兵，为押薙发故也。众曰：发可薙乎？亨曰：此清律，不可违。遂回衙。诸生许用等大言于明伦堂曰：头可断，发决不可薙也。适府中檄下，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亨命吏书示此言，吏掷笔于地曰：就死也罢。享欲笞之，共哗而出。”一个迷惑人的点，就是“乡耆”。乡耆并不是简单的农村老头，或者农村老革命之类的；乡耆，与其说是老头，更正确的解释是乡贤、绅士，而不是普通的劳动人民；诸生，与其说是现代的普通大学生，不如说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有资本读书的人。所以江阴的抵抗是否真的是由劳动人民自发组织的，是一件极其值得怀疑的事情。
当时江南的情形是这样的：由于明政府苛刻的赋税，导致了大量的农民被迫“投靠”。在“投靠”（依附于乡绅大族以求得保护）这种形式下，佃户的私人依附关系变得更为强化。如果一个农民交不起赋税，他就可以把原用于交纳赋税的钱物以及地产所有权——交给当地某个新的乡绅——庠生，庠生身份可以免除赋税。具有这种官方身份的人便可以在赋税册中把那块土地勾销，接受那块土地的地租，而对这块地的旧日所有者（现在是他的佃户）来说，较之早先不得不交纳的赋税，他们也轻松了许多。因此，“投靠”的基本意思，是为获得某个官僚的保护而交出他的土地和劳动。这就是顾炎武在叙述江南的穷苦农民是如何寻求乡绅保护时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今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在晚明战乱的情况下，地主为防止暴动，往往会训练农奴的军事技能，以对起义进行对抗。所以，江阴之所以面对清军可做抵抗，与其说是人民的勇气和意志，可能是地主阶级组织其受军事训练的农奴进行抵抗更为贴切，而没有这种潜在的军事力量的依托，普通市民即使想要进行抵抗，可能性也并不是很高。
另一个没有那么特化的例子，是“五人义”事件。这件事情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甚至被戏剧家李玉写进了传奇《清忠谱》，后来又被改编为京剧和其他的剧种。这件事发生在天启年间的苏州，通常被认为是苏州市民的自发性的运动，由魏忠贤逮捕周顺昌而起。我们来看《五人墓碑记》：“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这个吾社，就是明末极有影响力的复社的前身应社，而其组织成员，和普通市民只能说毫无关系。这个砸钱为之声义，是否有煽动普通市民进行暴动的嫌疑呢？极为可疑。“行为士先者”，即是领导暴动的应社骨干杨廷枢和文震亨等人，杨廷枢是应社元老，地位仅次于张溥和张采，文震亨和他的哥哥文震孟都是一时俊杰，也是复社的中坚，文氏兄弟的曾祖是明代著名的江南四大才之一的文征明，文家在苏州极有势力。上书要求厚葬五人，“以旌其所为” 的是东林党人。“请于当道”，要求厚葬“五人”的“郡之贤士大夫”分别是“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即是太仆寺卿吴因之，翰林修编文震孟和姚希孟。其中文震孟和姚希孟都是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也都是朝廷大员，两人还都担任过崇祯皇帝的日讲老师，姚希孟是文震孟的外甥。保全五人头颅并为之捐资修墓的是东林党人。“五人”被杀时，“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 ，其中所说的“贤士大夫”就是吴因之。五人被杀后，吴因之出重金秘密地买下了五人的头，装入木匣，埋在城内王洗马巷住宅的花坛里，第二年，五人狱得昭雪，吴因之就将五人头颅移至山塘街，与他们的尸体合葬，为修建墓园，参加义助者有吴因之、文震孟、姚希孟、钱谦益、瞿式耜等54人。现在墓园门厅内，还立有五人之一的杨念如侄女出资镌刻的《五人义助疏碑》，上面列出了五十四位捐资的人名单，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东林党人或亲东林的人士。而为“五人”撰文的是应社和复社的创始人张溥。
综上，东林党人在此次事件中表现突出，从头至尾，全程深度参与。从组织群众，到带头闹事，到酿成民变，到进行缮后，到请命修墓，捐资修墓，到著书立说歌功颂德，到处都能看到东林党人的身影。我们不禁要问：东林党人为什么在此事中表现得如此活跃呢？答案是：因为被抓捕的周顺昌是东林党骨干。被抓捕的和反抗行动的人都是东林党人，这件事情极有可能是一次有组织的对抗。阴谋论而言东林党是这次事件的幕后推手，其目的就是通过制造动乱，吓阻朝廷抓捕东林党人。正如张溥在文中所说：“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
而这五个人，在当时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正如张溥在文中所说，“生于编伍之间”“人人得以隶使之”。其中的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另外四个人或为商贩，或为牙伶，或为伙计，而且除了周文元，并不认识周顺昌。这几个人，在当时的江南几乎受控于地方官绅的社会条件下，是否有能力、有资格领导如此规模的民变，也令人起疑，有极大的可能性是在顶罪。而这次事件，到底是体现的人民的独立性呢？还是士绅的独立性呢？
三.江南士绅的性质，及对于独立性丧失观念之批判
近世江南士绅的起源，多来源于南渡的知识分子以及官员的后裔，在明代的江南贸易兴盛中，摘走了最大的桃子，并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据估计，当时大概有20%-30%的江南乡村人口，属于人身依附于士绅的状态，并受到士绅的残酷剥削，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贱民”，不能和一般老百姓结婚，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犯下同样罪过时比平民量刑更为严酷。士绅阶级凭借着明显的经济优势，互相抱团，在朝中担任官员而相互照顾。要我评价这个阶级，则只能除了反动俩字，也说不出来什么了。由于经济上的优势、文化上的优势以及政治势力，形成了友人所说的“独立性”，而不是真正的人民的独立，反而凭借经济优势以裹挟人民，凭借文化优势以将真正的人民的反抗从历史书上抹去，在人民被迫易子蒸尸而食的时候，还是一副“园桃红似绣，艳覆文君酒；屏开金孔雀，围春昼。涤了金瓯，点着喷香兽。这当垆红袖，谁最温柔，拉与相如消受”的德行。
江南地区由于第一节所叙述的内容，确实具有一些独立性的、特化的思想，而且至今为止，也并没有随着历史而消失。这种独立性的思想本来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因为由于地理、经济和文化的不同，不同的地区自然会有着不同的思想。和本地的人、以及和其他地方的人就一个相同的话题聊天，自然会发现这样的不同，以我的观点而言，也仅仅是不同而已，并没有说哪个比哪个更加优秀。这种朴素的不同，从历史而来，并随着未来的历史而发展，没有消失也并不会消失。
真正消失的东西，是所谓士绅阶级的独立性；由于士绅阶级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种士绅阶级的独立性也就随之而去，剩下的只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人民。友人推崇的，是这种士绅的独立性吧！可是在包邮区这么大，又有百分之几的人能成为士绅呢？更多的人还是被士绅压迫的普通人；在政治上被压迫、在经济上被盘剥、在文化上被失声。作为一名普通劳动人民，这样真的是最理想的吗？真的想在摆脱了锁链七十年以后，再把锁链一条条栓在身上吗？难道现在各路资本家的盘剥还不够坏吗，非要让士绅来进行更彻底的盘剥吗？
（发个旧文。现在在写一个西北宗王之乱题材的破小说，写的他妈的满嘴冒血……